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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出小城镇改革就是要针对这些最有活力的特大镇或者经济发展强镇，要“还权于镇”。举个例子，当年浙江的一些镇，都是十来万人口，财政收入十几个亿，甚至超过了某些北方的地级市。如果能缓解小城镇财政资金的压力，给小城镇放权，激发小城镇的活力，对推进农村城镇化、农村人口转移，促进中小城市发展，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价值。当时我们在全国选择了57个试点镇，进行了涉及户籍、土地、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中的机构设置等方面的改革。比如建立镇一级财政金库，在镇一级建立公安分局，规划局等等。我们要求上级地方政府在行政上进行配套，试点进展较好的镇，一把手建议提拔为县一级，有利于协调县级各部门的关系。在一些省份，这些小城镇试点的改革都得到了省级政府的支持。例如浙江省专门派省长助理下到温州的龙港镇，负责落实小城镇的改革试点政策。例如财政超收返还，土地出让收入全留给小城镇使用，也在镇上设立了金库，而且相应地进行了机构改革。但是实施大概三年以后，因为影响到上级县级政府的利益，当初提出的这些政策以三年试验期满为理由，大多都退回去了。虽然在这些小城镇进行了试点改革的探索，但是也为后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积累了经验，并为之后的中央国务院关于小城镇发展的文件出台，特别是为将近二十年后制定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奠定了非常好的实践基础。

由于脱欧僵局带来的内部分裂，部分内阁大臣上周已表示，希望特蕾莎·梅在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之后主动辞职。周日，特蕾莎·梅拒绝了相关要求，强调她在英国脱欧后将继续担任首相一职。特蕾莎·梅指出，自己在去年12月就已经向党内表明，“我的工作不仅仅是实现脱欧，还有很多内政议程”。

事实上，近年来，类似的“三无餐厅藏身美团网食品安全质量堪忧”、“美团点评加盟审核形同虚设”新闻始终未断。有关审核漏洞，食品安全甚至成为互联网餐饮平台的行业性问题。业内人士表示，外卖平台放松商家入驻条件是竞争所致，由于利益驱动，平台对商家的要求降低。平台的业务覆盖越大、市场占有率越高，需要做支撑的业务量也会增加，就需要商家数量和质量为服务做基础。但是企业的规模也应该与社会责任成正比，尤其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餐饮业，对食品安全和商家门槛的监管和设置，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不应该仅以市场为导向。

针对目前会员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万喆认为，“会员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商家的提醒。据分析，消费者之所以愿意成为付费或预付费的“会员”，看中的是可观的优惠及独特的服务，并对未来有良好的预期。“‘会员制’在给予消费者一定优惠的同时，也会给商家带来一些有效益的流量。过去，商场会按照消费额度划分金卡、银卡等各种类型的会员卡，但随着消费的升级，消费者享受的权利可能是在降级。一些令消费者无感甚至引起消费者反感的‘会员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会员制’的边际效益已经变得很低了。因此，商家要想提升整体流量，就需要进行必要的自我修正。”万喆说，如今消费者更注重消费的个性化、异质化，包括商品和服务的独特性、稀缺性、个性表达等。因此，“会员制”经济发展一方面要符合消费者“精打细算”的诉求，另一方面则应在规范化的基础上，对市场需求进行更加细致地划分。

二是证券法与公司法、刑法联动修改可适当留有空间。法律修改周期较长，而资本市场日新月异，因此，应增强法律的包容性与前瞻性，为快速发展的资本市场中出现的新事物、新业态、新架构、新产品留出创新拓展空间。三是证券法与公司法、刑法联动修改突出处罚力度与投资者保护。在证券法、公司法修改中进一步突出证券市场监管执法特点，充实调查执法权限，加大责任人员责任追究力度。不断加强投资者保护，补充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建立健全体现资本市场损害赔偿特征的责令回购、集体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等，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刑法修订中对资本市场中的刻意欺诈等违法犯罪行为提高处罪标准，大幅提升犯罪成本，给予民事追责或刑罚，从而达到有效的震慑作用，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由步长制药与九州通共同投资的九步大药房，亦正在加速布局专业药房。据悉，公司计划到2021年，在全国院内院边店开办的药房数量要达到1000家。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全国商业总监李善伟举例称，日本有75%处方药是在院外市场销售的，而这些流到院外的处方，有69.5%是流到医院附近500米的药房中。